高考寫作素材專輯作文

１、“大男子主義”的昆蟲 最新一期《自然》雜誌報道，瑞典科學家發現，雄性宙斯蟲可能是動物王國中最具有“大男子主義”的昆蟲。它們不僅從雌蟲處獲取食物，而且由“妻子”揹着走並任意交尾。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動物生態學家約蘭·阿恩奎斯特領導的研究小組說，這種最近被發現並命名的小蟲在澳大利亞東海岸過着“悠閒”的生活。在交尾期，雄蟲騎在體積比它們大一倍的雌性宙斯蟲背上，依靠雌蟲的分泌物爲食。科學家指出，動物界通常是雄性爲雌性提供食物，讓雌性健康強壯以利繁殖後代。因此，宙斯蟲屬於罕見的特例。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馬克·埃爾加博士推測說，雌性宙斯蟲爲“丈夫”準備食物並揹着它們可能是爲了避免被交尾後飢腸轆轆的雄蟲吞噬。 如果推測屬實，那麼科學家爲這種小蟲起名爲“宙斯”就再恰當不過了，因爲希臘神話中的主神宙斯曾無情地吃掉自己的第一個妻子美蒂斯。

２、鸚鵡自殘 不僅僅是人類會患抑鬱症，像鸚鵡等鳥類也會出現其中的一種症狀——自殘行爲，將自己身上的羽毛全部拔光。它們患上抑鬱症是生活方式改變的結果。 與人類生活在一起後，鸚鵡會將餵養它的主人當做配偶的替身，並與主人建立感情。當主人換作他人或離開時，會出現兩種情況：如果身邊有其他同類的話，鸚鵡會與配偶一起生活，精神狀態的穩定便不會受到影響；但如果沒有同類與其相伴，鸚鵡會進入精神緊張的狀態，它會停止進食，從自己胸脯的羽毛開始拔起，然後是尾羽，有時它們只留下翅膀上的羽毛。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往往會誤認爲是由於天氣太熱，鸚鵡自己正在脫毛。

３、可悲的“彩虹”行動 在世界海戰史上，迫於種種困境而將自己的軍艦全部沉入海底的歷史悲劇屢見不鮮，歷史上法國海軍有過，俄國以及後來的蘇聯海軍也有過，甚至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KM T海軍，也曾將自己的艦隊自沉於長江口外。但是，在有這種歷史悲劇的國家中，要數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兩次自沉艦艇的德國海軍的行動最爲典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與英國海軍爭雄於大西洋的德國“大洋艦隊”，曾是一支擁有超級戰列艦（排水量４．２萬噸）４艘、戰列艦４０艘、巡洋艦７艘、驅逐艦和魚雷艇１４４艘、潛艇２８艘的龐大艦隊。這支艦隊曾在“日德蘭海戰”中以損傷２艘戰列巡洋艦、４艘巡洋艦和４艘驅逐艦的代價，取得了擊沉英國３艘被譽爲世界一流的大型戰列巡洋艦、３艘巡洋艦和８艘驅逐艦的輝煌戰績。這支“大洋艦隊”雖然在戰爭後期被英國艦隊死死地封鎖在威廉港內，但元氣未傷，實力尚存，仍是一支可觀的威懾力量。 １９１８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戰敗的德國根據停戰協定的要求，被迫將那支“大洋艦隊”集結到英國的斯卡帕弗洛海軍基地，等待正式簽署《凡爾賽和約》》之日，向英國海軍移交。從６月１８日到２０日，蘇格蘭的斯卡帕弗洛地區連下大雨。２０日午後，雨漸停止，晴朗的天空中出現了一條十分壯觀和美麗的彩虹。然而，與這壯麗的景色形成反差的，是一羣垂頭喪氣的德國海軍軍官，他們不敢正視戰敗國這一嚴酷現實，更不甘心把那些威力強大的軍艦移交給曾當過自己手下敗將的英國人。這些海軍軍官雲集在艦隊司令馮·舍爾海軍上將的“弗·德·格羅賽”號旗艦上，正在商量着如何沉掉這支艦隊的方法和對策。當最後商量以什麼口令作爲這次沉船行動的暗語時，馮·舍爾上將正好擡頭看見了天空中出現的那道絢麗的彩虹，他憂心忡忡但又不甘心地說：“就叫彩虹吧！大雨過後，彩虹是會出現的。” 次日一早，隨着艦隊司令一聲令下，“彩虹”行動付諸實施。片刻間，一艘艘鉅艦沉入海底，整個“大洋艦隊”灰飛煙滅，全部葬身於蘇格蘭的斯卡帕弗洛海域。但是，正如馮·舍爾上將和他的部屬們所企望的一樣，德國侵略擴張的本性難改，沒過幾年，德國海軍又死灰復燃，磨刀霍霍，趁着兩次世界大戰的間隙又一次東山再起。 到二戰爆發時，德國海軍的水面戰鬥艦艇雖略遜英國海軍一籌，但它卻建立了一支當時世界上最龐大、最先進的水下潛艇艦隊。僅在開戰的第一年中，這支潛艇艦隊就擊沉了盟國各型艦船４７１艘，總噸位達２１８．６萬噸。這種瘋狂的潛艇“絞殺戰”，在戰爭初期幾乎使英倫三島陷入了絕境。但是，隨着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節節勝利，德國海軍重蹈覆轍，又上演了一次自沉軍艦的歷史悲劇。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當希特勒的繼承人、德國海軍元帥卡爾·馮·鄧尼茨在投降書上簽字的同時，由他一手創建的德國潛艇部隊的官兵中，卻沒有人肯聽從他放下武器的命令。這些戰爭狂人繼承了歷史上德國舊軍人的衣鉢，祕密地向全艦隊以及還在海洋中活動的２２０艘德國潛艇，下達了執行“彩虹”行動的暗語。就在正式受降的那一天，全部德國潛艇先以上浮形式表示投降，隨即一聲令下，２２０艘潛艇一齊自沉於深海之中。

４、誰能打進美國“上流社會” 如果從財富的佔有量來衡量，現在能被稱做上流社會的人大約佔美國人口總數的１％。這１％的美國人擁有全美國財富的４２％；其中最富有的家庭所擁有的財產的數目最低的也達２００萬美元以上。能進入美國上流社會的人必定是有錢人。但有錢人是否真正能夠進入美國的“上流社會”則還要看他的錢是“舊錢”（指經幾代經營得來的錢）還是“新錢”（指靠自我奮鬥，一下子暴富得來的錢）。如果他手中的錢屬於“新錢”，那麼他充其量也只能說是屬於按家庭經濟狀況劃分的“上層階級”，暫還算不上是“上流社會”的人。 １９世紀初，紐約的上流社會是指以艾斯特家族爲核心的“四百人”的小圈子。艾斯特家族早年靠其祖宗約翰·雅各布·艾斯特與中國人從事皮貨貿易而迅速致富，經幾代人的努力，到了１９世紀初艾斯特家族已經成爲紐約數一數二的“名門望族”。據說，約翰·雅各布·艾斯特的兒媳婦卡洛琳·艾斯特是那個時期紐約社交界皇后，她手中有一張４００人的名單，詳細記載着美國社會中名門望族家庭的名士淑女。她每一次舉辦舞會，都是按這張名單抽取參加者，絕無例外。以後，在美式英語中，“四百人”特指上流社會的小圈子。 上流社會對於“新貴”的排斥，甚至連這個國家最有權勢的人都不放過。相傳波士頓的一位舊貴族對於肯尼迪家族的發跡史一直耿耿於懷，即使在肯尼迪當上美國總統後，也不忘咒罵肯尼迪家族是“在街上游浪的、的愛爾蘭人”，並拒絕與肯尼迪家族交往。當然，在美國，最終決定人在社會中的地位的還是“經濟實力”。 在美國社會中，個人的社會關係網絡早在中學時代就已經開始建立起來。在私校中，出自同一家庭背景的學生以及他們共同接受的教育已經讓他們結下了“神聖同盟”。美國的“社會精英”有三種：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技術精英。這些人在各自的領域發揮領導作用。一個人能否成爲“社會精英”可以與家庭背景有關係，但更多的還是靠自我奮鬥以及接受完美的教育而成爲某一領域的佼佼者。有人曾經考察美國的《社會名人錄》，發現美國大公司的董事多數出自上流社會；而美國的政治家、高級軍事將領、宗教領導人則更多地出自中產階級家庭，這些人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或接受完美的教育而成爲“社會精英”的。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美國政府的決策集團以及中央情報局、司法部門，大多從社會的上層階級中吸收高級決策人員。許多上流社會的家庭成員還直接參與政治競選，如肯尼迪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 對於一般人而言，１００２１只是美國某一個地區的郵政編碼。然而，對於美國人口學家來說，他們清楚地知道這個編碼代表着美國最富裕的社區：位於紐約市的、介於第五大道和東河之間的、從東６１街到東８０街的這片區域。這一地段的核心區則是有着“貴族區”之稱的社會名流王國。這裏盤踞着擁有財富、權力和社會地位的機構團體、最時髦的私人俱樂部、最好的私立學校。 居住在紐約市第五大道和公園大道附近的一些名門望族至今仍然保留每年舉行冬、夏兩季社交聚會的傳統。現在，這類社交聚會的性質已經從早年的.“社交階梯”變成一種家族公共關係的聯絡方式。

５、老外的文哥奇遇 加拿大人保羅最近披露的自己文哥期間在中國南京的經歷，對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別有一番滋味 險些成了洋“反革命” 一天早晨，我和同伴到新街口附近的一條小巷散步。居民大院門外的樹陰下，幾位老人正在閒聊和下象棋。小巷裏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風情，對我來說相當新鮮，於是我舉起照相機拍了幾張照片。幾位老人見我拍照，突然一擁而上奪下了我的相機。他們情緒憤怒地斥責我“居心叵測地拍攝中國的陰暗面”。在一羣人的押解下，我和同伴被帶到了派出所。值班警察拿過我的相機擺弄了一會兒後問我們是哪國人。我答“加拿大”。“是什麼國家？在哪裏？”我答：“在北美。”警察驚叫道：“你是個美帝國主義分子。”我嚇得直哆嗦，急忙解釋：“我不是美帝國主義，我是加拿大人。你知道白求恩大夫嗎？他就是加拿大人。”警察一聽到“白求恩”，態度立即緩和了。“你是白求恩大夫的親戚嗎？”

我說：“我不是白求恩大夫的親戚，只是他的同胞。”他又感興趣地追問：“那你是不是像白求恩一樣，受外國共產黨的派遣來支援中國革命的？”我只好又一次否認。於是警察態度嚴肅地指責我說：“首先你沒經過中國政府的批准就隨便拍攝，這是犯罪行爲。第二，你不去拍我們壯麗的大好河山，不去拍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的新風貌，不去拍我們人民羣衆抓革命、促生產的沖天幹勁，卻偏偏鑽進中國落後的小巷內，故意拍攝我們的陰暗面，你這是妄圖別有用心地誣衊我國。” 我建議警察給我們下榻的飯店打電話，外交部的陪同官員會向他解釋。到了午餐時分，外交部官員終於趕來將我們營救了出去，此時我倆已被扣押了一個上午。臨出門前警察說：“你要接受教訓，以後應該多拍攝社會主義光明的一面。這次看在你是白求恩大夫的親人面子上放了你們。” 誰說大鍋飯不好吃 在上海虹橋人民公社，我們有機會與當地社員一道在集體大食堂吃“大鍋飯”。食物豐盛得應有盡有，肉、魚、雞、蛋，蔬菜、豆腐、湯、水果，引得代表團成員們皆羨慕中國翻身解放後的農民，天天如過節般的富裕生活。根本不像那些游水逃到香港的大陸難民所形容的，所謂中國農村饑荒遍野的慘狀。 我們也被領到城市裏的食品店、百貨店隨意看看，貨架上商品琳琅滿目、豐富多彩。 我們還曾到上海寶鋼及一間紡織廠參觀。在中國參觀程序都一樣，進門後先由廠領導介紹工廠的歷史及解放後翻天覆地的新變化，再就是當前文哥日新月異的風貌。我們對一些技術情況及產量感興趣，廠方每每爽快地對答如流，特別是產量的噸數，我仍記得那是個可怕的天文數字，因數字過於巨大以至於我根本無法記住，而且這個數字每年還會“超過歷史水平”。當然參觀工廠時我也發現他們的設備非常陳舊，我見到一臺機器上標着１９２９年製造的字樣。但我什麼也沒說。

每次參觀完畢後，我們都被邀請與廠領導一起吃頓好飯。這每每引發起西方人對中國人工作午餐高質量的讚歎。因在西方，賓客若參觀當地的公司、工廠、學校等任何機構，都會被邀請到該機構的餐廳吃頓普通的工作餐，絕不會特別爲來訪的客人開小竈。我們誤以爲我們每到一處所享受的“工作餐”，就是通常中國老百姓天天吃的“工作餐”。當然無論如何沒想到，我們每天在中國的見聞都是被刻意安排出來的，待我知曉真相時已是文哥結束幾年後的事情了。 中華醫學真神奇 衛生部官員介紹新中國的醫療衛生成就時，我們得知中國人享受公費醫療。

我們參觀了神奇的針刺麻醉手術。一位渾身插滿中醫針頭的婦女躺在手術檯上，非常神奇的是，她雖然被麻醉了但神志仍然清醒，還可以與醫生交談。醫生從她的肚子內取出來一塊大腫瘤。手術完畢後，那婦女即刻自己走下手術檯，並走出了手術室。中國鍼灸魔術看得我們歎爲觀止。但當那位病婦邁進旁邊的一個房間時，我瞥見她正搖搖欲傾，兩位護士跑過去一左一右地扶住了她。 高唱頌歌收奇效 我們還參觀了上海展覽館，當時正在展出中國艱苦奮鬥、自力更生製造的機械設備。事隔３１年後，我又去了上海展覽館，那天正紅紅火火地舉辦上海房地產售樓會。當時在中國期間，我們白天到處“隨便走走”，晚上被安排觀賞文娛演出。看過現代京劇《沙家浜》、芭蕾舞劇《白毛女》。與中方文藝工作者聯歡時學會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每當我們高歌這首文哥時期的領袖頌歌時，次次都取得轟動效果，在場的中國人皆掌聲雷動地加入到合唱中來，每個中國人的表情既神聖又慷慨激昂。我們也教會了中國人唱加拿大民歌《紅河谷》。參觀北京的一所中學時，校方贈送了我一個紅衛兵袖章，至今這件歷史文物仍擺放在我家的客廳裏。

６、幾人同拉一把小提琴 1931年9月，《真理報》刊出高爾基的一篇文章，他號召作家們爲俄國各大工廠寫廠史。緊接着，便有了具體的計劃，要出版一套《工廠史》叢書。以高爾基的聲望，很快吸引了許多作家參加這項工作，並且決定組成幾個突擊隊集體寫作這套叢書。 作家康·帕烏斯托斯基也被召集來了，但他拒絕參加突擊隊的工作：“我認爲，就像不可能由兩個人或三個人同拉一把小提琴一樣，幾個人合寫一本書也是不可能的。”高爾基聽罷，回答說：“年輕人，人家會責備你自命不凡的。”好在高爾基是寬容並深知文學創作規律的。他接受了帕烏斯托斯基的選擇。 後來，帕烏斯托斯基完成了小說《夏爾·隆塞維利的命運》，是他文學創作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之一。如果他參加突擊隊，幾個人或更多的人在一起討論寫作，結果會怎樣？能寫出什麼樣水平的作品，實在難說。 幾個人同拉一把小提琴是荒唐的，但在文化學術領域卻時有類似的事情。

７、日本家長不送孩子上學 在日本，學校門口上學放學時見不到一個學生家長，只有學生們三五成羣地揹着書包在人行道上行走。日本的家長爲何不接送孩子呢？ 日本小學按照人口密度合理進行劃分，基本上是每1萬居民就設置一所小學。本區域住戶的孩子都要到這個小學上學，以保證學生們步行15至20分鐘就可到達學校。因爲是就近上學，小學生們每天都是徒步往返。 在日本，無論小學還是中學，都沒有中國國內那種重點和非重點之分，也很少有爲了讓孩子上重點學校而交錢跨區上的。 在日本，家長不開車或者騎車接送孩子上下學。一位小學校長解釋說：“因爲這樣不利於培養孩子的吃苦和自立能力。更重要的是，如果家長都開車接送孩子的話，學校周圍的車流量就會加大，導致交通擁堵。這樣非但不會比學生自己步行上學快，還有可能增加發生交通事故的隱患。”

８、歷史記憶的差別 法國一位名叫切爾西的女記者走訪了在二戰中遭受浩劫的一些城市。她對日本的廣島和中國的南京兩個災難深重的城市記錄得比較詳細，現摘抄一些： 廣島：被原子彈轟炸的殘骸都保存完好； 南京：難以找到當年屠城遺址。 南京：大屠殺死難人數36萬人以上，紀念館“哭牆”上只刻有3000個死者的名字； 廣島：2001年8月6日，公佈原子彈受害者221893人，精確到個位。 廣島：每年8月6日，舉行悼念大會，8月15日，鐘聲汽笛鳴響，工廠、學校、機關停止一切工作，全城哀悼；南京大屠殺紀念大會從1985年纔開始，1997年纔有了拉響防空警報和車船汽笛的做法，除了悼念大會會場，鮮見肅立默哀場面。 南京：參加紀念大會人數2000左右，最多不到1萬人，佔全市人口1/2800或1/500；廣島：參加紀念大會的有5萬多人，佔全市人口1/21…… 兩個民族對歷史的記憶，爲什麼差別這麼大？

９、爭搶一片雲 據《大河報》7月12日報道，從7月9日晚8時至翌日下午5時，河南漯河、平頂山、駐馬店、許昌、周口5市競相實施人工增雨。肆虐的乾旱徹底消除。 記者從有關部門獲悉，此次人工降雨量最多的是平頂山和許昌兩市，市區均超過100毫米；周口市區最少，僅爲27毫米。據瞭解，人工增雨的5市，藉助的同是一塊自西南向東北飄移的雲塊，該雲塊最後到達周口市時，由於一路“降雨”消耗了不少儲量，加上4市在途中大面積截留，儘管到達周口上空時遭到了“暴打”，但只擠出幾點“毛毛雨”。 11日下午，周口市一位氣象專業人士在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對某市過多截留雲雨怨氣很大：“那兒都暴雨成災了，還在狂轟濫炸，這還有個規矩沒有？”在本次人工增雨中，5市爲搶奪雲水資源，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僅漯河市，就耗資了20多萬元。 近年來，隨着高新技術的發展，人們對大氣資源的掌控和駕馭能力提高很快。但如何利用開發大氣資源？目前我國還沒有相關法律法規做出相應規定。如何科學、合理地開發利用和調控大氣資源，克服人工增雨的片面功利行爲，應是一項亟待研討、解決的重要議題。

１０、孫中山禁稱萬歲 孫中山在民國成立之初，曾乘軍艦往福建視察。艦泊馬尾，都督孫道仁前來迎接，請孫先生換乘甲板船登岸。這時孫中山發現，聚集一起歡迎他的許多小船，大都懸掛紙旗和布條，稱他“萬歲”。孫中山不悅，對孫道仁說：“萬歲一詞，是封建帝王要臣民這樣稱呼他的。我們爲了反抗這個‘萬歲’，許多革命同志拋頭顱、灑熱血。如果我接受這個稱呼，對得起先烈嗎？”他要求撤掉這些紙旗和布條，否則決不登岸。孫道仁慌忙傳達，所有小船也趕緊照辦了。孫中山這才欣然換船上岸。 可惜歷史有惰性。封建思想並不容易一了百了。封建思想有如病菌，“滅菌”之路還長！